在荷兰遇见台湾人:荷兰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政策(上)

商家林立的海牙中國城。

果,世界是由贸易所打造,那么,不论是Dutch@Formosa 或者是Formosan@Holland,这跨越百年的邂逅与重逢的记事,定是由「贸易」开始书写起……

从梅花鹿邂逅到潜舰重逢:台荷贸易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随即由司令官韦麻郎(Wybrant van Waerwyck)率领着一支由十五艘船与一千人组成的舰队,随着季风的脚步往亚洲开拔。1604年,韦麻郎选择在澎湖落脚,期待着与明朝政府进行通商贸易不可得之后,埋下了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司令官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en)到台湾本岛进行勘查。终于,荷兰从澎湖转抵今天台南安平地区,并建立了贸易中心,时值1624年。从此,台湾的鹿皮、鹿脯与砂糖等,就成了荷兰人在台南大员商馆中心的贸易与创汇要角。

然而,四百年后,台湾人正式踏上低地国的机缘,却要从台湾政府在1980年向荷兰采购两艘潜水艇的交易说起。

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不景气。1979年,荷兰最大造船公司RSV(Rhine Scheldt Verolme)濒临破产,再加上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当局国防武器采购的国际空间不断受到大陆政府打压,荷兰便私下找上台湾政府,表达荷兰造船厂亟需台湾潜舰订单。于是,这便催生了台湾当局向荷兰RSV采购两艘潜舰「海龙」与「海虎」的机缘。

演習中的臺灣793海龍號潛艇

然而,台湾当局跟RSV的潜水艇采购案曝光之后,不仅引来大陆政府的强力抗议,中荷外交关系也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同时,原停靠鹿特丹港的中共船只即刻改停比利时和西德汉堡港,并停止与荷兰奈德洛伊德航运公司往来。经过一番角力拉扯与折冲,荷兰国会最终在1980年以76:74决议仍出售潜艇给台湾。当然,荷兰国会之所以同意台荷潜舰交易案,着眼的乃是荷兰在二次大战后失业率高达7.1%的严峻情势。

靠国际贸易起家的荷兰,算盘可打得精。他们借力使力,将中共对荷兰经济与外交上一连串报复所带来的损失,全算在台湾政府的帐上,要台湾以大宗采购荷兰本地物资来补偿。1981年3月27日,台湾采购团便在海牙向20家荷兰公司签署采购案,总值高达1亿17万6819美元,而荷兰政府也开放台湾外贸协会十个投资名额,让台湾厂商或贸易商得以进入荷兰设点,以开拓欧洲市场。

于是,外贸协会与驻外单位便委讬民间成立「产品运销中心」,而台湾经济部则在鹿特丹成立了「台湾贸易中心」,并以优惠价格将办公室承租给第一批台湾厂商。当时,要在欧洲拓展贸易市场并没有想像中容易,因此第一批十个名额中,若有拓展失利而回台者,便由后继者递补。当年这批抵达荷兰的台商先头部队,便聚集在荷兰鹿特丹旁边的「卡培拉」(Capelle aan den Ijssel),并暱称之为「小台北」。

资深的老台商卢振坚先生,即是只身带着行李箱,衔命远道开拔至荷兰的十名先发部队中的一员。1980年,卢振坚仗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壮志,只身远赴荷兰,搭乘着火车操着一口台式英语,挨家挨户对荷兰厂商推销Made in Taiwan的行李箱。就这样,卢振坚在这郁金香的国度过了将近三十个年头。当年在国民党政府长期戒严的环境下,一般百姓除了留学、商务、洽公,能出国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而卢振坚当年会毅然决然踏上荷兰这块土地,就是「想知道世界的那一头有什么」。

事实上,贸易商的市场利基早就在1990年代耗尽,因而贸易起家的卢振坚更是倍感异国经商之艰辛,但是他依然认为当年毅然决然出国是人生正确的抉择:「至少我出来之后还能活到现在,如果没有出来,现在可能已经挂掉了。以前做贸易的,每晚都要喝酒,我曾经每夜喝,喝到被车撞倒,还好没怎样。我一边骑车、一边吐,喝得真的很跨张。当时只要是做生意的,男人就要喝,但我又不会喝,而且喝的都是绍兴,迟到就一整壶干下去。当时真的是一个礼拜醉五晚,第二天又去上班……」

事实上,自从潜舰采购换来十名贸易投资名额,便陆续开始有不同产业的台商进出荷兰。于是,从1980年代以降,荷兰社会宛如送往迎来地见证了各类台商的勇猛进入与黯然退出。

1980年代,进入荷兰市场的台湾产品是成衣、食品、行李箱和摇椅,到了1980年代末期,开始浮现在荷兰地景的则是银行业(交银、台银、彰银、国际商银、中小企银)、交通业(华航与阳明)。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型资讯电脑(宏碁、大众)、中小型的电脑周边产业以及单车及其零件商,亦陆续进驻荷兰。尔后,五花八门产业类别的台商,如兰花、冷冻食品、蔬菜、推拿等,也渐次进到了这北海边的低地国度。

当时,台湾各种产业进驻荷兰的考量各不同,台湾银行业则是因应1992年欧洲实行单一市场后的众多商机:到荷兰设点,就等于在整个欧盟设点。为了增强台湾银行业在欧洲金融市场的根基,以及服务可能越来越多的欧洲台商,彰银便于1991年正式在荷兰开幕。其实,到荷兰设点的确有几项好处,例如英语也能通、港口物流便利等等。

然而,在荷兰设厂,成本不可小觑。荷兰在战后成为福利国家,人均年劳动工时远低于台湾的一千小时,而劳动保护制度更是相对人性与完善,因此在荷兰的人事开销是一笔可观的支出,而这也是逼退台商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只要稍有不慎,商机就可能成为「伤机」。台湾在荷兰的几家大公司如宏碁或大众电脑等,后来也只剩下简单的办公室甚至完全退出了。又如上述的彰银,他们除了人事成本,又受限于荷兰金融主管机关对外商银行要求的12%高资本适足率(台湾是8%),营运成本大幅提升导致获利空间不足,也在2005年退出荷兰。

根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统计,至2007年8月止,台湾至荷兰投资厂商约为136件,包括大家熟悉的大同、创见资讯、巨大机械(捷安特)、精技电脑,投资总额为8亿4184万美元。至于透过外国子公司、控股身分或个人身分直接对荷兰投资的,则无法掌握。目前,在荷兰投资的台商约有两百多家,有七成为资讯电子产业。然而,扣除已经退出的厂商,参加「荷兰台湾商会」的会员也有150家左右。尽管如此,土地与人口和台湾相去不远的荷兰,依旧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至于欧洲在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则是荷兰呢。

不过,贸易往来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流动,还有情感上的交流。

花红洋装思金发情郎:台荷婚姻
身穿花红长洋装,风吹金发思情郎,想郎船何往,音信全无通,伊是行船仔逐风浪,放阮情难忘,心情无地讲,相思寄着海边风,海风无情笑阮憨,啊~不知初恋啊心茫茫。

相起情郎想自己,不知爹亲啊二十年,思念想要见,只有金十字,给阮母亲啊做为记,放阮私生儿,听母初讲起,愈想不幸愈哀悲,到底现在生也死,啊~伊是荷兰的船医……

这首于1951年开始传唱的「安平追想曲」,诉说的是一段发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爱情故事:台南安平的女孩与荷兰船医相恋后产下一名金发女孩,女孩长大后,同样爱上了远离安平而去的外国人。这个悲戚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台语老歌。然而,台湾人与荷兰人的爱情故事,甚至「为爱走天涯」的场景戏码,可说是历经了四百年而不坠。

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安平建立了贸易中继站。由于荷兰船员曾被小琉球原住民杀害,因此荷兰亦派兵剿灭了小琉球原住民,并把倖存者全数发配到印尼巴达维亚或台湾的新港社。小琉球倖存的原住民Jacob Lamay成了荷兰水手,并于1656年与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留下两次结婚纪录,并流寓于荷兰。于是,Jacob Lamay就成了有案可考的台荷通婚第一人。当然,也有传说指出,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的Jacob Lamay在前往加勒比海之后,便未再回到荷兰。

事实上,台湾人因为婚姻而移民或移居荷兰,可说是历久不衰的现象。毕竟,人为国界最难阻挡的,就是因爱而生的越界。即使是宋美龄,都差点当不成蒋夫人而成了「荷兰新妇」。宋美龄九岁至美唸书,十九岁搭船回上海的途中,宋美龄邂逅了一位荷兰建筑师van Eiveigh。他对宋美龄着迷万分,在船上便迫不及待地向宋美龄求婚。当时宋美龄颇为心动,最后因为家人激烈反对而作罢,宋美龄因此错失成为「荷兰新妇」的机会。

究竟有多少台湾人入籍荷兰或留居荷兰?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1995~2006年的资料发现,台湾移入荷兰的人数中,女性有1355位,男性有986位。从中我们可以大胆估计,台湾移入荷兰的女性多于男性,有可能是透过婚姻或伴侣关系而移入,因为在种族与性别之间的矛盾经济关系中,亚裔男性与白人女性的配对原本就相对稀少。

荷兰法律所认同的伴侣或同居关系有三种形式:婚姻(Civil Marriage)、注册伴侣(Registered Partnership)或同居协议(Cohabitation)。这三种形式,除了少数细微差异,几乎具有相同的法定效力。而荷兰自2001年起,也允许同性恋者采取婚姻、注册伴侣和同居协议的法律管道,成为合法伴侣。因此,台湾人以婚姻移民荷兰的情形中,也包含了同志共结连理的个案。

尽管,相对而言,荷兰是同志天堂,但是碍于台湾社会对于同志权益的漠视以及对同志身分的歧视,因此借由同志婚姻来荷的台湾人,事实上鲜少参与台湾社群,通常只以透过个别的朋友关系来维系和台湾的连带。根据私下了解,以同志伴侣或婚姻身分移居荷兰的台湾人至少有20人以上。不过,有趣的是,移居荷兰的台湾同志,似乎还是以男同志占绝大多数,这跟荷兰本地女同志伴侣关系多于男同志的现象有显著反差。

或许,「亚洲男」在世界婚姻市场中,是有特定「卖点」的。台湾以婚姻移居荷兰的人口中,异性恋婚姻以台湾女子嫁给荷兰男士为多(而鲜少台湾男士娶荷兰女子),而同性恋婚姻中,则以台湾男子跟着荷兰男性定居荷兰居多。

2003年移居荷兰的阿龙,即是以同性恋同居的法律渠道,成为荷兰的婚姻新移民。阿龙回忆道「初嫁」来荷时:「我不但收到了荷兰岳父母的花束和问候卡片,生日当天更收到一张贴心生日卡片,上面的图案还是裸体猛男用蛋糕遮住重要部位。」更令阿龙难忘怀的是,「新婚」的那几年,不仅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更在伴侣带领下于荷兰国内趴趴走,欣赏许多新奇又有趣的景致,生活得既浪漫又美好。

不过,阿龙也表示,尽管整体而言,荷兰算是对同志友善的社会,但随着各国移民造成荷兰人口结构的转变,同志受到肢体跟语言暴力的情形却有增无减。例如新移入的摩洛哥移民,就常出现对同志暴力相向的情况。事实上,弱势者常会欺侮更弱势者,以转嫁所受到的歧视与不平等对待。这就像台湾家庭中儿童和妇女暴力事件,常常是出现在被劳动力市场汰除的男性失业者身上。

事实上,带着异国浪漫情调的婚姻未必总是幸福的,语言与文化总会对外来者融入社会造成障碍。例如远嫁荷兰的台湾新妇中,也不乏自杀、受恶待的例子。不过总体而言,一般在荷兰的台湾人,除了天气较难适应,作为外来者仍受到相当友善的对待。此外,由于荷兰社会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以及家庭鲜少三代同堂或与双亲同住,因此「婆媳问题」也就较少发生。

因婚姻而移居荷兰的台湾人,跟贸易或经商而落脚荷兰的台湾人之间,有个相当大的差异:前者通常必须「落地生根」,而后者却可能以告老还乡之姿「落叶归根」。自然而然,婚姻移民者面临的社会融入压力以及各种社会难题,势必比经商贸易者更大。2007年11月,一群荷兰台湾新妇便成立一个「异国婚姻俱乐部」,并给予一个荷兰色彩浓厚的名称:Stamppot(马铃薯泥)。这是一道典型的荷兰菜,就是把所有食材都掺和在一起的马铃薯泥,以此表现出台荷婚姻融合状态。活跃的「异国婚姻俱乐部」暂时成了荷兰台湾新妇的娘家。

英语有个复合字「Dutch Wife」(字面意:荷兰妻子),意指热带地区的人,用竹或藤等编制而成、可消暑解溽的长筒形抱枕。据说此字出现的背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远赴印尼从商,必须与远在荷兰的妻子分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这些消暑抱枕便成了荷兰旅人思念老婆时的替代品。这个「异国婚姻俱乐部」亦宛如思乡抱枕,消解着这些从台湾外嫁的「荷兰妻子」的乡愁。

如果,为了婚姻而移居的台湾人,是随着爱情的脚步翩然抵达荷兰,那么,有一种伟大的「拟亲情」,也不断让「台湾之子」移居到荷兰社会之中。荷兰是目前领养最多台湾之子的国度,这份亲情般的大爱以及荷兰社福制度的相对完善,不仅减轻了荷兰人养育孩子的压力而提升了他们的收养意愿,更令人动容的是,荷兰家庭还领养了许多来自于台湾更需要特殊照护的孩童。因此,下次若在荷兰街头撞见荷兰夫妇领着亚裔面孔的孩童,那有可能就是才刚加入荷兰大家庭的台湾之子。

台湾由于特殊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关系,身为台湾女婿或妻子,也往往会特别关注伴侣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旅居美国的荷兰人韦杰理(Gerrit van der Wees)和台湾妻子陈美津,三十年前受到美丽岛事件的冲击而投入台湾的民主人权运动,期间不但透过国际特赦组织全力搭救台湾受害者,更因此创办了英文杂志《台湾公报》(Taiwan Communique),不断向国外宣传台湾并替台湾向国际发声,从过去的打字机时代,一直努力到今日的网路时代。他们甚至认为,为了台湾,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再接再厉继续出版。

追寻着爱情的足迹,而落脚北国荷兰的台湾人,已是两千多名旅荷台湾人最主要的社群,也是受荷兰影响最深切的台湾人。然而,受到荷兰文化思想洗涤的,还有留学于此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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