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史料：宣汉楚籍移民邓光辉传

四川东北部的东乡县（现宣汉县），地处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土地贫瘠而山林资源丰富。在清初，这里便因为赋役较轻，土地广阔而吸引了秦、鄂、湘、广等地移民前来开垦。到乾隆年间，县内耕地已经日趋饱和，陆续进入的移民不得不大量滞留在深山，以佃种山主土地，或在纸厂、木厂、菌厂、石厂中佣工为生。这些移民往往有利则落籍生根，无利则弃之而去，使整个包括东乡在内的秦巴山区内的社会秩序难以稳定下来，为秘密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另外，清初四川一直施行的轻赋政策，进入到雍正时期以后便逐渐改变。社会管理成本的提高，使地方政府不断为扩充经费而努力。雍正时期实行的火耗归公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地方政府的压力，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满足地方财政开支日益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在秦巴山区，移民社会的流动性，使官府无法准确精准掌握土地的情况，也难以有效地征集正赋、火耗乃至帮贴钱。由此，一方面政府不断在纵容与加派对落户移民的“陋规”征收，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山区无籍流民的管理与干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府与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嘉庆元年波及整个川东北的白莲教叛乱事件提供了社会基础。叛乱事件的爆发，既造成了地域社会的动荡，也推动了基层社会的重组。在已经落籍的移民中，一些人选择了与官府合作的态度，在旧的里甲制的框架下，重新对社会秩序进行调整，衍生出了新的社会组织。其中的领袖人物，便逐渐发展成为后来乡村主导者之一的粮绅。另一部分移民则选择了加入到叛乱组织，也同时被排除出新的社会组织中，这些失业者与山区的无籍流民逐渐融合，为地方秘密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通过这场白莲教事变，整个川东北的社会结构得以稳定与重构，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民国。本文传主邓光辉（本名文鑑）的经历正好放映了上述的历史。其父邓崇学（字三馀）于乾隆七年（1742）由湘入蜀，在东乡县东南的南坝排牙石开基落业。为了应对官府的陋规征收，邓文辉以乡豪的身份，在原有的里甲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赋役承担秩序，也标志着以邓氏为核心的乡民自治组织初见雏形。在赋役组织重构的基础上，邓氏又进一步涉足了乡勇、社仓、城防等事务，逐渐成为了地方基层的领袖，并逐渐通过科甲的培养予以巩固。相反，邓氏的姻亲杨氏，却因为参与叛乱而中落。田产不但为没收，同时也被排挤出了新设立的社会组织（带有防御性质的寨堡和以粮绅为主导的乡村组织）之外。有关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读者可以参阅日本学者山田贤的精彩论述，在此不再赘言。（陈伟平）

      排牙石邓氏宗祠

       邓崇学墓志铭 

公号光辉，先大父三馀公长子也。秉性仁慈，制行公正。先大父中年自楚往蜀，大母张宜人晚有公兄弟六人，家极贫。公年十二，崭然见头角，众知邓氏有子，自幼及壮，昼夜躬亲家计，罔惮勤劳，率诸弟垦治田畴无旷日，后置产数千亩，遂丰裕。命五弟文钦就傅读书，束修从厚，功课甚严，惜屡试前茅，未售。乾隆五十年（1785），县吏督征国课尾欠，设户摧、户首等名，衙中书役纠集恶党，鱼肉四民，甚苦之。公倡首协乡邻议甲，自认按期捐输，蠹索之弊一息。六十年（1795）春正月，遵大母命，备资费，遣弟文锡、文钦往南楚，奉故祖父三世木主入家祠，修理祖茔之在湘乡者十九处。嘉庆元年（1796）丙辰秋，白莲匪乱，焚烧民居，掠民财，屠民命。公捐粮饷，督乡勇协官军，诛叛擒逆，修硐寨数处，极完固。自吾家老幼男女二百余人，合乡邻数百家，皆得全身家，保田庐，安堵无害。咸赖公精勤果勇，驱遣调度，随方捍御之力。时，舅氏黄仲勋居南市，贼匪至，父子战死，公求其尸，礼葬之。舅母张氏携四岁男永安、二岁男永和潜逃入乡。公以亲戚故，引与同寨，给衣食，后并抚治其故父之田庐，悉还旧观。又姑父杨明高早卒，故母年老无子，杨族多从贼为乱。贼平，一姓田庐皆抄没入官，公禀官辨晰，复收田庐。为立继抚养，殁礼葬先大母茔内。婿男名世璠，陈姓，世乱逃亡，家贫，公捐资置业厚待之，甥息藩昌。六年（1801）辛酉，公年五十，奉大母命，以一家人众，令兄弟别爨分居。先留存公田作祭祠费，契价八百余千。公自愿得磽土数处，其良田沃土膏腴数千亩，俱随诸弟五股均分。十年后，两次捐乡社仓谷百余石，捐常建义仓百余石；又捐修城垣二次，助钱百余千。先后共买异姓田宅百余契，自置祖茔地，修理寿藏墓六处。公子五：长德裁（水字旁）、次德湘、四德泽、五德淇，俱读书，晓大义；三德汤忝承先德入胶庠，五试棘闱，荐不售。孙曾男共五十余人，耕读三之一。公事大母至孝，一蔬一羹新出，不饮不食。大母年九十余岁，公六十余，每日晨昏，必三诣大母处问寒暖，视饮食，乡人至今称之不倦。谱牒之修，公有志而不逮，今男等始得纂述，刊刻正竣。为缕序懿行，载诸家谱，以彰盛德，以励后昆云。

三子 德汤沐手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