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巴拉：近代科尔沁左翼中旗移民的流入及其影响

金巴拉

  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建旗设置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至今已有378年的时间了。在建旗设置初期至民国晚期，在社会人文地理方面主要有三方面的重大变化，即所辖区域的变迁，大量移民的流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自晚清政府解除对外藩蒙古实施的“封禁”政策，实施“借地安民”、“移民实边”的“新政”以来，一直到民国晚期，大量移民流入科左中旗。这些异于原住民（努吐克呼们）的移民，是在何时、自何处、因何原因移民至科左中旗，他们又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自2012年起对科左中旗西部、中部、东部和南部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

一、原住民

  在论述流入科左中旗移民之前，首先应该谈到原住民，蒙语称“努吐克呼们”。在建旗之初科左中旗始祖莽古斯之子宰桑的四个儿子乌克善、察罕、索纳穆、满珠习礼，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将全旗所辖境域土地划分四处，四兄弟各分一处，史称“王公分野”。其所划分的境域土地便作为他们的属地，所分境域内的百姓便成为他们的属民。

  长兄乌克善，分得所辖区域称为四家子，蒙语称“杜日本格勒”。其境域大致范围为旗西部及西北部山区，靠近山区南部的长条形平原，旗境西南部西辽何流域。按现区域，主要包括霍林郭勒市大部，扎鲁特旗一部分，开鲁县一部分，原通辽县大部分和科左后旗的一部分。

  二弟察罕，分得所辖境域称为七家子，蒙语称“道兰格勒”。其境域大致范围为今吉林省公主岭、梨树县。

  三弟索纳穆，分得所辖境域称为五家子，蒙语称“塔本格勒”，其境域大致范围为今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大部分土地。

  四弟满珠习礼，分得所辖境域蒙语称为“义顺格勒”，其境域大致范围为今科左中旗大部分。

  在四兄弟当中，乌克善被清廷封为卓哩克图亲王。满珠习礼官致达尔罕亲王，授旗扎萨克职务，为第一代达尔罕亲王。

  四兄弟属地分野后，随同分在属地内的属民成为科左中旗第一代原住民。这些原住民随同他们的达尔罕王公贵族，生活在幅原辽阔、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科尔沁草原上，过着他们以狩猎游牧为主的草原生活。而这些原住民的民族构成为蒙古族。其姓氏主要以蒙古族七姓“包、吴、白、孟、齐、金、海”为主。

  清晚期，因当时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需要，清廷对外藩蒙古实施“新政”，采取放垦蒙荒，“借地安民”，“移民实边”等政策，导致大量内地移民涌入哲里木盟地区，科左中旗便成为移民的重点流入地之一。因清政府实施上述政策，从清末到民国初期，全旗大规模出荒共有七次，分别是：出放郑家屯、白市荒；出放采哈新甸荒；出放洮辽站道荒；出放巴林爱新荒；出放河南河北荒；出放东夹荒；卓王私放荒。在科左中旗境域内出放荒的土地上，清廷及民国政府先后设置了奉化县、怀德县、双山县、辽源县、通辽县等置所。使建旗设置时所辖境域土地大面积缩小，这种境域的变迁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据相关资料显示，科左中旗在建旗设置初期，所辖境域总土地面积3****平方公里，而七次出荒被划出的境域土地面积达6200平方公里，占建旗设置初期境域土地面积的18%，为现在全旗总土地面积的63%。生活在今天科左中旗的原住民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建旗设置时生活在本地区的原住民，另一部分是清廷在出荒地设置州、县、府，原有所辖境域因被划出后，生活在被划出后地域内的原住民，他们绝大部分被迫迁徙到科左中旗境域内得以谋生，而这部分人被称为旗内迁徙的原住民。据不完全统计，今天生活在科左中旗的原住民（努吐克呼们），仅占全旗总人口的20%左右，而从外地流入的移民占全旗总人口的80%左右。

二、移民结构

  近代在科左中旗为何有如此多的移民流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等诸多方面。为弄清这些移民的种类及流出地，笔者经过较为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发现，流入科左中旗移民的种类及地区结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陪嫁移民”：陪嫁移民称为官民，俗称拔户人，是陪公主过来的“移民”。据《清史稿》记载，清皇室下嫁科左中旗蒙古王公的公主就有七位。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清太宗抚养的克勒郡王女儿和硕公主，下嫁给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科左中旗第一代和硕达尔罕亲王）；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清太宗第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下嫁奇塔特（顺治六年封为多罗郡王）；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清太宗第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下嫁毕勒塔葛儿（康熙五年袭卓哩克图亲王爵）；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圣祖抚养的简亲王女儿固伦端敏公主下嫁第三代达尔罕亲王班弟；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清圣祖抚养的恭亲王女儿固伦纯禧公主下嫁班迪（奇塔特之孙）；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清高宗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下嫁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十七年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清世宗抚养的庄亲王女儿固伦端柔公主下嫁齐默特多尔吉（同治元年袭镇国公爵）。

  这些在清皇室中被称为金枝玉叶的公主格格，下嫁科尔沁蒙古王公，远离京城皇室到科尔沁草原。为了让她们安心出嫁，清皇室不但要给她们带去丰厚的生活用品，还要为她们创造生活上的方便，便会为她们征调一定数量的能工巧匠作为陪嫁户，即“陪嫁移民”，一同跟随公主格格到科左中旗落户安家。据《清史稿》记载，凡下嫁到外藩蒙古的皇室公主格格，清廷均派数量可观的陪嫁户随同公主格格陪嫁到下嫁地。据传说，固伦纯禧公主下嫁到科左中旗时，随同公主来的陪嫁户就达500户。笔者先辈就是从山东济南陪公主过来的拔户人，致于是何时，又是陪哪一位公主嫁过来的，已无从知晓。在“陪嫁移民”中主要包括婢女、侍役、厨师、粮农、菜农、花匠、医生、石匠、木工、瓦工等。这些“陪嫁移民”大部分主要来自关内山东、河北等地区。他们随公主陪嫁来到科左中旗后，便在此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科尔沁草原也因此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二）土默特移民

  土默特隶属于卓索图盟，卓索图盟建于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辖喀喇沁左旗，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于1947年大部分并入昭乌达盟，一部分划归辽宁省。土默特左旗所辖地域大体位于今辽宁省阜新及通辽市库伦旗东南部。土默特右旗所辖地域大体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自康熙年间起，许多山东、直隶的移民涌入土默特地区。到清晚期由于清廷对蒙地“封禁”的解除，大量内地移民流入土默特地区开荒种地，致使大片肥沃土地，广袤草原变为农田。失去土地和草原的当地蒙古族牧民，只好背井离乡，流入科尔沁地区谋生。

（三）喀喇沁移民

  喀喇沁也同上述土默特相同，隶属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又译为哈儿沁、哈剌沁。喀喇沁，意为为皇室酿制黑马奶酒者，是源于元代“桶黑马乳”的一种职业术语。喀喇沁左旗是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喀喇沁右旗大体位于今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和河北省围场、平泉及辽宁省建平县的一部分。喀喇沁中旗位于喀左与喀右中间，大体相当于今赤峰市宁城县和河北省平泉县、辽宁省建平县的一部分。清初期，清廷虽然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但山东、直隶等地流民不断涌入喀喇沁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清廷在卓索图盟先后设立平泉县、建平县和朝阳县，致使喀喇沁地区土地面积大为缩小。到中华民国1918年，喀喇沁地区能耕种的土地基本已开垦，草原面积大量减少。加之“金丹道暴动”的影响，失去土地和草原的牧民为求生存导致大量移民流入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成为这些移民的主要流入地。

（四）阜新移民

  阜新，俗称“蒙古嗔”。今为辽宁省阜新地区，辖彰武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设置阜新县。清政府自1902年起实行“移民实边”的“新政”以后，正值阜新建县设置。关内大量移民进入阜新地区种地谋生，加之阜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生活在这里的失去土地和草原的牧民，被迫大量流入科左中旗。据不完全统计，在流入科左中旗的移民中，阜新移民数量是最多的。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有一处著名的寺庙瑞应寺，蒙古族人称之为“葛根苏木”。该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素有“东藏”之称。葛根苏木在鼎盛时期寺内喇嘛达3600名，在进入科左中旗移民中，也有一些从葛根苏木出来的懂医术的喇嘛，而且有的医术高明，这些喇嘛在科左中旗很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阜新在清末建县设置之初，隶属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所以在隶属土默特左旗期间流入科左中旗的移民亦可称为土默特移民。

（五）朝阳移民

  朝阳，今辽宁省朝阳市，辖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建平县等。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设置朝阳县，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朝阳府划归土默特右旗并管辖至1947年。自乾隆晚期开始，山东、直隶等地流民不断涌入朝阳地区，到嘉庆年间，大面积土地转手由内地移民耕种，致使大量原住民被迫放弃单一的游牧生活，从事农业生产。而一部分原住民因为失去土地和自然灾害导致生活困难等原因背井离乡，走上了逃荒移民的路子，进入哲里木盟地区，而主要流入科左中旗。因为朝阳自1940年至1947年间由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管辖，其间流入科左中旗的移民亦可称为土默特移民。

（六）彰武移民

  彰武，俗称苏鲁克、苏日格，今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顺治初年，清政府在彰武境内设置官府牧场，称之为杨柽木牧场，隶属盛京礼部。清廷将成群的牛羊以“苏日格”制交给牧民放牧，故亦称“苏日格牧场”。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在彰武养息牧地区设置彰武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彰武县归奉天省官辖。彰武作为清廷皇家牧场，在清早期对蒙地实施“封禁”政策时，其地域和牧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到清晚期清廷实行“新政”，“封禁”政策解禁后，导致内地移民到彰武境内开荒种地，牧民放牧的草牧场大面积缩小，致使一部分原住民离开故土，流入科左中旗。

（七）山东、河北移民

  清朝建立初期，清廷为加强对蒙地边陲地区的控制，实行人口封禁、地域封禁和资源封禁等“封禁”政策。然而，这种“封禁”政策没能彻底禁止关内山东、直隶（河北）移民及蒙地相邻跨盟旗移民大量涌入哲里木盟，特别是科左中旗。据有关资料记载，自乾隆后期开始，山东、直隶、山西、河南的移民呈小批量流入科尔沁地区。尤其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做出“移民实边”的政策，解除“封禁”以后，大批山东、直隶（河北）的移民闯“关东”，从喜峰口、古北口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投亲靠友，逃荒进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左中旗。进入科左中旗的山东移民多来自登州、莱州、青州、济南府等地；河北（直隶）移民多来自永平府、广平府、保定府等地区。

（八）敖汉、库伦移民

  清晚期，随着“封禁”政策的解禁，因内地移民大量进入蒙地，蒙地大面积土地及草牧场被内地移民占据，加之自然灾害等原因，失地贫穷牧民便成为移民，以投亲靠友、逃荒等形式进入相邻盟旗，进入科左中旗。敖汉旗，又译为鄂罕，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建旗设置，原隶属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库伦旗，清时称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今通辽市库伦旗）。

三、移民种类

（一）农民

  从清初开始，清廷对外藩蒙古实施“封禁”政策时，便有部分“关内”汉地农民不顾朝廷禁令，进入蒙地开荒种地。到清晚期，清廷解除“封禁”，实施“借地养民”、“移民实边”的政策。大量内地山东、直隶（河北）的汉地农民进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左中旗，开垦草原种地。而相邻盟旗移民跨盟旗，流入科左中旗。这些原本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牧民移民放下皮鞭，学习内地移民，拿起锄头开荒种地，成为蒙古族农民。这些移民，有的采取春来冬返的“候鸟式”方式到这里耕作。一部分人从租地耕种，变为当地蒙古王公的耪青佃户。很多人便定居在这里，安家立业，娶妻生子，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由于这些移民的流入，科尔沁肥沃土地广袤草原被开垦变为良田。从流入移民的数字分析，在移民中农民占总数的80%左右。

（二）小手工业者

  所谓手工业者，在当时主要指移民当中的能工巧匠。如从事建筑工程、产品原料加工的泥瓦匠、铁匠、木匠、石匠、画匠、豆腐匠、皮匠、毡匠、酿酒匠、粉匠等。

（三）商贩

  商贩，蒙古人称其为“买卖沁”。在内地流入哲里木盟的移民中，也不乏极少数为经商而进入科左中旗的移民。主要包括经营生活日用品的流动商贩，经营生产资料的商贩，还有倒卖牲畜的马贩、牛贩、羊贩，经营皮毛行的商贩，经营银号、票号、当铺的小金融业者。

（四）游医

  在流入本地的移民中，也有懂蒙医、藏医的移民。这些游医主要来自阜新瑞应寺（葛根苏木），这些游医的到来，为身患病痛的原住民和移民解除病痛带来了福音。这些游医在行医过程中传播医术，为后来在科左中旗传播蒙藏医术打下了基础。

四、移民形成原因

（一）政治联姻导致“陪嫁移民”的产生

  清朝建立初期，满清皇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边疆安宁，也效仿历朝历代与外族“和亲”的策略，增强统治阶级与外藩蒙古的政治感情。在方式方法上，满清皇室与蒙古王公实行“相互嫁娶”的双向“和亲”，即蒙古王公将女儿嫁给皇族入宫为后妃，满清皇室也将公主格格下嫁给蒙古王公。满清皇室公主格格下嫁科尔沁王公，实属充满政治色彩的联姻，此联姻正是清政府实施“北不断亲”国策的结果。所谓公主下嫁“和亲”，就是对外藩蒙古王公贵族的怀柔。是清廷在北疆重新修筑的一条“不倒的北疆长城”。随着满清皇室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王公国策的实行，“陪嫁移民”也随之产生。这些“陪嫁移民”为了响应清廷“和亲”国策的政治需求，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来到“关外”科尔沁草原“第二故乡”。

（二）解除“封禁”，实行“新政”

  清朝初期，清廷对蒙古王公实施公主下嫁政治联姻的同时，也将大片土地封赏给蒙古王公所有，并实行世袭制。为了控制和笼络这些蒙古王公，加强和保护北部边疆地区，清廷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对外藩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这种“封禁”政策是自康熙初年开始实行的。为了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在乾隆年间先后颁布了三项法规：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发布的《蒙古律例》，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发布的《理藩院则例》，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发布的《大清会典事例》。清廷在这些法规中提出的所谓“封禁”就是对人口、地域和资源的封禁。

人口封禁：1、严禁蒙汉民族直接交往联系，限制汉族农民、商人到蒙古地区耕种和贸易交换；2、不许蒙古人随便往来内地，不准蒙古人容留内地人，不准内地人在蒙地定居建房、娶蒙古妇女为妻、取蒙名、入蒙籍；3、不准各旗的蒙古人私自越旗往来和贸易。

 地域封禁：1、严禁内地汉人到蒙地私自垦种草原；2、禁止蒙古各部、浩特越界放牧和狩猎；3、严禁在牧地放火。

 资源封禁：1、严禁蒙地私自采伐树木；2、封禁各处矿藏，禁止私自开采；3、严禁把兵器和其它铁器带入蒙地。

  这种对蒙地的“封禁”政策，名义上是保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其实质是通过隔离封禁，达到分散蒙古的力量，便于巩固清廷在蒙地的统治主导地位。不难看出，清廷这种怀柔加封禁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拢络蒙古王公，另一方面是为了限制蒙古王公的权势。然而，这种所谓“封禁”，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蒙古游牧文化，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但到清中晚期，这种“封禁”政策便成为一纸空文。纵观清政府从实行“封禁”到解除“封禁”，实施“借地安民”、“移民实边”的“新政”。从内地移民自清中期少量进入蒙地，到清晚期民国时期大量移民流入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共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

  自清朝初顺治年间开始，一些极少数内地流民进入蒙地垦荒谋生。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开始清廷对蒙地推行“封禁”，乾隆年间颁布了《蒙古律例》等法规，制止移民流入蒙地。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廷的“封禁”政策未能完全封住内地山东、直隶（河北）等地移民流入蒙地。这些移民大多以逃荒为主，“闯关东”进入科尔沁地区，进入科左中旗。对于这些移民，清廷未彻底采取严历措施加以制止，而蒙地王公又可轻而一举的从这些移民手中拿到地租。

  第二时期，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镇国公恭格拉布坦招内地移民开荒种地。同年，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率先向清廷请奏，在其旗境实施“招农垦种”，以解决旗内民众及流入移民的生计问题。对此，清政府批准其请求，允许在其旗地对流入移民实行“借地安民”之策。自此，哲里木盟地区各旗进入“请旨招垦”阶段，大批内地移民进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左中旗。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清廷批准科左中旗容留74个流民村屯为合法，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实施74屯交换并划归法库县版图。为解决流入科左中旗移民问题，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出放了郑家屯、白市荒。

  第三时期，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清史稿》“田制”中记载：“光绪二十八年，……清旧垦，招新垦。蒙旗生计在耕不在牧。……设垦务公司……各旗先后试办，各盟旗顺令即奖，抗令即罚。……凡丈蒙地，五尺为弓，二百四十弓为亩，百亩为顷。……十亩为晌，四十五晌为方。凡蒙旗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蒙旗”。以上所述，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解除对蒙地“封禁”，实施“移民实边”“新政”的内容。此时清廷对蒙地实施“移民实边”的“新政”，正值腐败没落的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际，向帝国主义赔款，从而导致国库空虚，财力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关内山东、直隶等地灾民日益增多。所以清廷采用“新政”，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做出解除蒙地“封禁”政策，使关内灾民进入蒙地开荒耕种，解决移民生计问题。清廷对蒙地实施的“新政”，得到了一举三得的效果。一是开发蒙地解决了内地移民生计问题；二是缓解国库空虚问题；三是充实北部边境地区人口，改变以往人烟稀少和有边无防的状况。自此，蒙地进入了官放官垦，解决关内移民生计阶段，大量移民进入哲里木盟，而科左中旗便成为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为解决旗内移民问题，自1902年至1911年间科左中旗共出放两次荒，即1907年出放了采哈新甸荒，1910年出放了洮辽站道荒。 （

    第四时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民国十八年（公元1912年）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解决关内移民和相邻盟旗移民流入科左中旗的问题，全旗自1912年至1929年间，共出放四次荒。分别是：1、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出放巴林爱新荒；2、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出放河南河北荒；3、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出放东夹荒；4、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卓王私放荒。

（三）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战乱频发，封建剥削严重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尤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南京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条约主要条款为清廷向帝国主义列强割地赔款，致使经济衰退，国力低下，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各地受灾严重。清廷无力拿出大量资金安抚灾民，导致以灾民为主的移民潮在全国部分地区涌动。为安抚这些移民，清廷便解除了对蒙地的“封禁”政策，实施“借地安民”、“移民实边”的“新政”。让这些移民进入蒙地开垦草原耕地种粮，以解决生计问题。然而，到民国初期，全国各地军伐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躲避战乱，关内移民大批量流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左中旗。

  清朝末期，特别是民国初期，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日趋严重。在农村土地归极少数地主所有，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阶层靠耕种地主土地维持生计。农民每年耕种土地收入的绝大部分作为地租被地主剥夺，只能靠所剩无几的粮食维持生活。地主以收地租和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农民，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那些生活处于贫困致极的关内农民为求谋生，走上了“闯关东”到蒙地的移民之路。

（四）自然灾害频发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廷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国力低下，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衰退。因生产力水平低，无力抗御大的自然灾害。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处于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关内人多地少，灾情严重，加之民国初期国内军伐混战，民不聊生，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末到民国初，全国共发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分别是：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此间在局部地区又不时爆发瘟疫，导致内地山东、河北和部分相邻盟旗的移民大量流入哲里木盟。

  哲里木盟南部草原及耕地主要位于三江冲击平原和西辽河冲击平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草原辽阔，非常适宜垦种及畜牧。加之正值清廷对蒙地解除“封禁”，实行“移民实边”。而且这里轻徭薄赋，地租低廉，自然灾害相对较少，所以科尔沁草原便成为这些移民的“世外桃园”。

五、移民带来的影响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哲里木盟，清内札萨克六盟之一。由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科尔沁右翼前、中、后三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和郭尔罗斯前后两旗共十旗组成。而科左中旗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牛羊成群。草原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自清晚期开始，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清廷对蒙地解除“封禁”，实施“借地安民”、“移民实边”的官垦“新政”，大批关内山东、直隶、河南和相邻盟旗的移民流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左中旗。进入哲里木盟地区垦种的移民大致流入地域方向是从南到北，从左到右的顺序。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开始，科尔沁地区的郭尔罗斯前旗率先向朝廷上奏招垦，所以郭尔罗斯前旗在科尔沁地区由草原游牧区变为第一个农耕区。此后科左中旗、科左后旗大部分辖域面积也逐步变为半农半牧区。 

  与科尔沁相邻的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地区和喀喇沁地区也变成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由于草原大面积被开垦，昔日草原变为农田。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生活为辅的科尔沁草原文化，也逐渐转变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结合，由此科尔沁牧民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改变了草原游牧生活的方式，实行定居生活。放下马鞭，拿起锄头，开始从事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生产，开始了牧民向自耕农的转化。

  流入科左中旗的移民，向当地蒙古族牧民传授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耕地、耙地、耕作保墒、轮作倒茬、兴修水利、土壤改良及选用良种等技术。自此在科左中旗形成了一群新型农耕化蒙古人，农耕文化在科尔沁草原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改变了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走上了以牧促农，以农促牧，农牧结合的路子，从而形成了科尔沁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复合型文化。推动了哲里木盟地区，特别是推动了科左中旗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性的向前发展。

（二）多元性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

  从满清皇族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贵族，一些随公主而来的“陪嫁移民”来到蒙地，至清末关内移民及相邻盟旗移民流入哲里木盟，由此科尔沁地区形成了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锡伯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科尔沁地区也集中了科尔沁部、郭尔罗斯部、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敖汉部等诸多氏族部落。这种多民族、多部落、多民俗的相互融合，丰富了科尔沁草原文化，形成了科尔沁草原文化多元性特征。

（1）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存并用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在科尔沁地区，由其是在科左中旗，由于移民流入的早，而且数量大。移民的民族构成成分主要以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为主。这些移民进入本地区后和原住民（努图克呼们）混居在一起，他们不但把内地先进的农耕文化传播开来，而且汉族、满族等一些语言文字及生活习俗也逐渐被当地原住民所接受。形成了部分汉族、满族等移民会说蒙古语，部分原住民也会说汉语的局面。现行的蒙古语中借用汉语、满语或汉语、蒙古语、满语相互借用现象的出现，就产生了今天科尔沁地区广泛使用的语言——科尔沁土语。如：妈妈称之为“额吆”、“嬷嬷”；叔叔：“吗吗”；哥哥：“阿哲”；场地：“帕郎”；婶婶：“辛瑟”；茶碗：“朝毛”；羊：“依吗嘎”；单据：“当萨”；包裹：“瓦当”；锄头：“杨苏尔”……。在现实生活中，将汉语直接音译成蒙古语即蒙汉语混用的现象更为普遍。

  为了让人们更好的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汉语，清末开始，科左中旗旗内开设了学习使用蒙汉语言文字的学府——蒙汉私塾。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在昌图城外西北角小豪子僧王院内，创建了初高两等小学堂一所，名为：科尔沁左翼三旗蒙汉小学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科左中旗温都尔亲王阳仓扎布，在白音塔拉王府内办私塾，招收了25名学生。从北京聘请老师，教授汉语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同时由王府翻译兼职教授蒙古语文课程。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在达尔罕王府东北处的贝子府，创办了科左中旗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

  在民国初年至伪满洲国时期，政府重新进行了户口登记。一些蒙民在进行户口登记时开始取为自己取一些汉族的姓氏。其中大部分根据自己蒙古姓氏的第一发音音节，选择相近的汉姓。如博尔只斤氏就选择“包”或“宝”姓；兀良哈氏选择“吴”或“乌”姓；莫勒特图氏选择“孟”姓；哈尔努特氏选择“韩”姓；白如德氏选择“白”姓；阿拉图德氏选择“金”姓；召蒙岱氏选择“赵”姓等。由此不难看出蒙古族姓氏文化的发展，与移民流入蒙地，这一地区汉族移民居多分不开的，也是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存共用的结果。 

（2）居住方式的转变

  有清一代，共有七位公主下嫁科左中旗王公贵族。这些公主从京师来到科左中旗，都从关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陪嫁户，即“陪嫁移民”。在这些人当中分五行八作，其中有不少是专门为王爷公主建造王府和寺庙的能工巧匠。这些工匠与京师派来的工匠一起，效仿京师王府寺庙，在科左中旗建造了达尔罕王府、卓哩克图王府、温都尔王府和呼和格勒公主府。还建造了莫力庙、汤格尔庙、慧丰寺和衍寿寺等庙宇。

  由于内地及周边盟旗移民的不断涌入，大片草原被开垦变成良田。科尔沁地区原住民的草原游牧生活区域逐渐缩小，被开垦区域内的移民村落日趋增多。原住民区域内的蒙民零星散户只得相互靠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努图克（村屯）。到后来因蒙汉满等民族通婚的关系，一些汉族移民也居住到原住民村屯（努图克）中，由此原住民居住方式由游牧变成定居的生活方式。从此科尔沁草原上有了土木苇子结构、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平顶式汉式房舍。当地蒙古人效仿汉民建成土壁屋，蒙语称这种蒙地汉民式的土房子为“百姓格勒”。这种汉式房为平房或元宝房，用檩木、秫桔、苇子等建材结盖，以泥土筑墙壁。土壁屋正面有两个窗户，开在门的两侧。每年秋天修整一次，以防寒防漏。房舍周围院落有的筑土墙，有的用柳条栅栏围起来。自此蒙古王公走出蒙古包住进青砖青瓦的王府，普通蒙古牧民走出蒙古包住进汉式房舍的改变，表明了科尔沁地区的社会经济从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转型，其草原游牧文化向半农半牧复合型文化转变的具体体现。

（3）民族服饰的变化

  蒙古族服饰在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服饰中独具特色。蒙古民族居住在祖国北疆高寒地带的蒙古高原，牧民放牧时穿上耐风寒的蒙古袍，非常适应游牧生活，所以蒙古袍是蒙古族的代表性服饰。在实际生活中它也是一件多功能的衣服，袖子可做枕头，底襟可做褥子，大襟可做簸萁，后襟可做斗篷，怀里是口袋，马蹄袖是手套。而蒙古族服饰在内蒙古地区其样式又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如科尔沁服饰、鄂尔多斯服饰、巴尔虎服饰等。

  自关内汉地山东、直隶和相邻盟旗移民进入科尔沁地区后，科尔沁地区尤其是科左中旗的民族服饰，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的推移，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如蒙古袍在科尔沁地区经历了从繁复到简单，从沉重到轻便，从宽大到窄小，从长袍到短袍的发展趋势。到了民国中晚期，科尔沁地区穿短蒙古袍、穿马褂的多了起来。所以西部纯蒙古地区和呼伦贝尔地区称科尔沁地区的蒙古民族为“短袍蒙古人”，蒙古语称：“敖古都尔蒙古勒”。他们冬季戴的草原帽演变为毡帽，身穿束腰大襟短袍，脚穿布鞋、马海靴、靰鞡和毡嘎达。流入科尔沁地区的内地移民也开始穿马褂、坎肩。原住民（努图克呼们）也开始穿戴汉民服饰。这种原住民和内地移民在穿戴服饰几乎趋近的变化，是当时处于生产生活的便利和环境的变化所处成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各民族间风俗习惯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4）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

  清初，科左中旗蒙古民族饮食习惯与其他蒙古民族地区相同，均以“白食”和“红食”为主。所谓“白食”，蒙古语称“查干伊德”，通指奶、奶油、奶皮子、奶茶、奶豆腐等乳食制品；所谓“红食”，蒙古语称“乌兰伊德”，通指肉及肉食品。主要有烤全羊、手扒肉、涮羊肉、烤牛肉、肉干等。其它食品、饮品主要有炒米和马奶酒。

  随着内地及相邻盟旗移民的流入，由于地区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科左中旗的民族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地区原住民从单一吃“白食”和“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也有了较大改变。在主食方面，不但吃炒米、饸饹、猫耳朵汤，也开始吃五谷杂粮食品。如饺子、包子、馒头、窝窝头、高粮米、小米等。在副食方面，吃各种豆类及制品、各种菜类。在饮品方面，不但喝奶茶，还喝红茶；不但喝奶酒，也喝白酒。而从关内汉地来的移民，也开始喝马奶酒，吃炒米、饸饹、猫耳朵汤，吃手扒肉、涮羊肉、肉干等。这种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为近代科尔沁草原饮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5）手工作坊与商品流通初步形成

  科左中旗在清朝至民国年间的商品生产及流通主要表现在手工作坊的出现和商品流通初步形成，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内地移民的流入。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旗内较大艾勒（村屯），一些有手艺的移民开办起制作农具铁具的小作坊。制作农具、马具、毛毡、家具，一些小烘炉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大大方便了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科左中旗达尔罕亲王以作为贸易市场出放了郑家屯和白市荒，周边旗内外的牧民赶着牛羊，拉着皮毛到贸易市场做交易。在当时，牧民内部进行贸易活动，主要方式是以物易物，与内地商人的贸易主要还是以产品交换为主。科左中旗境内主要贸易形式是定期与不定期的集市，这些集市集中在寺庙和王府所在地的指定场所。每当寺庙举行各种庙会法会时，周边农牧民便赶到这里，作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易。

  随着形势的发展，王府和寺庙附近的集市贸易也逐渐增多，这给流入内地的商人创造了条件。蒙古人纯朴好客，对旅蒙商人（蒙古语称：买卖沁）带去的产品有很大兴趣。他们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粮油、布匹、茶叶、烟酒、铁锅、木碗、银碗、盆、针、线、刀、鞋帽、佛器、马具、药材、纸笔等。牧民出售牛、羊、马、陀、皮毛、羊绒、马尾、碱等。到民国时期，在达尔罕王府、卓哩克图王府、温都尔王府，莫力庙、汤格尔庙、慧丰寺和通辽等小镇出现了内地人开设的小商铺、小粮栈、小烧锅、小杂货铺。由于内地商人的影响，一些有财力，懂经营，会管理的本地蒙古人也开始做起了小买卖。

（6）民族间通婚处成民族一家亲

  不论是清初随同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而来的“陪嫁移民”，还是从内地山东、直隶流入的移民，这些人来到科左中旗后，世代与原住民（努图克呼们）生产生活在一起，形成杂居。由此处成当地蒙古族与汉族、满族、朝鲜族等民族间的相互通婚。这些汉族、满族等民族到科尔沁地区后，说蒙语、穿蒙服、取蒙名，与蒙古族通婚，其生活习惯与本地蒙古族基本相同。直到今天，这些从内地流入的移民，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淡化或忘却了，还有极少数人因为某种原因自称是蒙古人。而嫁给内地汉族的原住民，同样说汉语，穿汉服，取汉名，其生活习俗与汉民无异，形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

（三）清廷在蒙地设置州、县、府，蒙地所辖境域发生变迁

    自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开始，科左中旗就有内地移民流入越边垦种，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解除对蒙地“封禁”，实施“移民实边”的官垦“新政”。其间，科左中旗共有八次出荒。第一是郑家屯和白市荒；第二是采哈新甸荒；第三是洮辽站荒；第四是巴林爱新荒；第五是河南河北荒；第六是东夹荒；第七是西夹荒和辽北荒（未了荒）；第八是王公放私荒。由于清廷的“封禁”解禁和科左中旗放荒，致使大批关内移民和相邻盟旗移民流入哲里木盟，流入科左中旗。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民族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农耕面积不断扩大，草牧场面积不断缩小，农牧矛盾明显加重。而当时的科尔沁地区还没有管理这种情况的政权机构。这就为清廷在科尔沁地区建立新的州、县、府制政权管理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放荒和内地移民流入，科左中旗在清末至民国期间，所辖境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清廷在科左中旗拓荒招垦设置梨树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在梨树城设立分房照磨。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改为设置奉化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梨树县。清道光元年（1821年）科左中旗招垦八家镇，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将八家镇改为设置怀德县。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科左中旗出放郑家屯和白市荒，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在郑家屯设置主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郑家屯设置辽源州。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出放采哈新甸荒，于1913年设置双山县。1912年出放巴林爱新荒，1914年在巴林太来设置通辽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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